辽墓里的玉器有多美?带你一次看懂契丹玉作
有辽一代(907—1125 年),是由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契丹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人,本身并无用玉之传统,在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接受并引进高度发达的中原先进文化,故唐宋以来的用玉制度得以传承延续。此外,随着对周边政权的战争掠夺和与之进行的纳贡馈赠、榷场交易以及民间贸易,汉族玉工、中原治玉技术和丰富的玉石材料有了流入辽境的机会。辽地工匠结合契丹民族风俗和游牧生活特点,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巧妙构思,使得辽代玉器发展迅速,数量颇丰,工艺精美。

胡人乐舞纹饰的玉带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墓葬出土的辽代玉器比较少,学界对于传世的、少量出土的辽代玉器的识别还处于一种雾里看花的状态,往往只能笼统地将其归入北方少数民族玉器之列。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辽代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辽代玉器资料多有发现,我们对辽代玉器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辽代玉器的考古发现与分布
辽代玉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以及河北、天津的北部地区,与辽王朝的统治范围基本吻合。辽王朝从内蒙古龙兴,以临潢府(今巴林左旗)为上京,大定府(今宁城县)为中京,始终将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作为统治重心,因此该地区也是辽文化遗址留存最多之地,出土辽代玉器数量最多。内蒙古辽代玉器集中分布于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乌兰察布市境内。辽代玉器较集中出土于辽代墓葬之中,辽宁、北京、天津地区也有少量辽代玉器出土。辽代考古发现始于20世纪初,彼时日本人在辽宁、内蒙古等地对辽代墓葬进行调查和盗掘,致使多处重要辽墓遭到破坏。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开始对辽代墓葬、佛塔地宫及窖藏等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辽代政治文化中心在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也集中在五京之地的墓葬、佛塔和窖藏之中。据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玉器多为上层贵族使用之物,制作和使用有严格限制,玉器较多的出土于帝王墓葬和高级贵族墓葬,一般贵族墓葬随葬玉器数量及品质明显较差,在辽廷任职的汉人墓中也有少量玉器出土,而平民墓葬则很少有玉器陪葬。
辽代玉器的分期特征
辽代玉器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可大体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玉器出土数量较少,以佩饰居多,其次是器皿、肖生玉等,器表光素,或琢磨简单的纹饰。早期的辽代玉器明显受到唐代玉器风格的影响,如胡人乐舞纹饰的玉带、玉飞天等,均可见唐代玉雕的遗风。

玉飞天
1959年,赤峰市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出土了16件白玉带饰、两件竹节形玉握和若干白玉三角形饰片。1992年发掘的耶律羽之墓(942年),墓主为辽太祖阿保机之堂兄、辽东丹国左相,身份显赫,其墓规模宏大,结构精细考究,随葬品非常精美,但所见玉器甚少,且皆为带饰与璎珞之散件,仅有两件白玉带銙以及玛瑙、水晶质地的管珠饰若干。这种少见陪葬玉器且玉器类型简单的现象,正是辽代早期遗存的共同特点。
中期以后,辽代玉器逐渐形成了自身风格。陈国公主墓便是辽代中期玉器的典型代表。到了晚期,辽代玉器更加成熟多样,如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出土的玉熊,颈部和尾部鬃毛用黄褐色皮色进行了俏色处理,工艺水准极高。1978 年,赤峰巴林右旗白音汉苏木友爱村辽代窖藏内出土一件熊形玉佩件,玉质为白色,呈半浮雕形,整体成伏卧形,短尾长鬃,鬃毛部位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皮色,将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塑造得惟妙惟肖。

龙凤鱼形组玉佩
陈国公主墓 —— 辽代玉器的宝库
在众多辽代玉器出土遗迹中,1986年发掘的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发现。该墓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墓女主人是辽景宗第二子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初封太平公主,进封越国公主,后被追封为陈国公主;墓男主人为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是辽圣宗仁德皇后之兄。墓中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用软玉、玛瑙和水晶制成的制品达300件之多,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美,足以代表辽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墓志称公主“玉德琢成,静含温润”。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器,依据功能和用途之异同,可初步划分为装饰用玉、玉器皿、文房用玉和习俗用玉四类。装饰用玉中,组玉佩尤为引人注目,包括工具形组玉佩1组7件、动物形组玉佩1组6件、龙凤鱼形组玉佩1组6件。工具形组玉佩以金链连缀剪、锉、觿、锥、刀、勺形坠等6件玉坠,其中4件玉坠为竹节柄,竹代表高风亮节等美好品质,体现了契丹民族坚毅的民族性格。动物形组玉佩上部饰透花盘长纹玉佩,下部用金链连缀玉鱼龙、双鱼、双凤、双龙和单鱼等不同形式的透花玉坠。肖生玉组佩则在方形玉璧下连缀蛇、猴、蝎子、蟾蜍、蜥蜴5件玉坠。
圆雕肖生玉佩同样精彩纷呈,包括双鱼玉佩2组4件、交颈鸿雁形玉佩1件、交颈鸳鸯形玉佩1件。这些圆雕鸳鸯、鸿雁均为双双交颈伏卧形,造型极其生动,充满情趣鱼形玉佩也是成双成对。契丹贵族佩饰喜用熊、鸳鸯、鸿雁、鱼的造型,与契丹贵族喜欢钓鱼以及四季捺钵游猎习俗密切相关。龙、凤和具有五毒形象的蛇、蟾蜍、蜥蜴、蝎子等玉饰,则明显受了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摩羯来自印度,更反映出契丹族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的因素。
玉盒佩也是陈国公主墓玉器的一大特色,包括鱼形盒玉佩2件、螺形盒玉佩1件、龙凤纹盒形玉佩1件。这些盒形玉佩小巧玲珑,适于随身携带,可能是用来装香料、胭脂或药末等物品。这种集装饰与实用功能于一体的玉器,正是为适应契丹人游牧生活的需要而设计,是契丹族玉器的又一特点。
玉器皿方面,有玛瑙碗1件、玛瑙盅2件、水晶耳杯1件、系链水晶杯3件。文房用玉则有“风”字形玉砚2件、玉水盂1件。马具饰包括马形玉饰件149件、狻猊形玉饰件122件、花形玉节约8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国公主墓出土了3件与弋猎有关的玉制工具,即玉臂鞲、玉柄银刀和玉柄刺鹅锥。玉臂鞲长9厘米,宽3.4厘米,厚0.35厘米,由白玉磨制而成,呈椭圆形片状,正面略弧,背面内凹。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穿孔,套系金链,出土时套于陈国公主驸马的左臂之上。

玉臂鞲
玉臂鞲的用途与架鹰有关 —— 海东青在擒获猎物后飞回主人胳膊上,容易将主人胳膊抓伤,玉臂鞲便起到防护作用。玉柄银刀长26.8厘米,刀柄用青白玉制成,呈圆柱状,银刀的末端打制成细锥形嵌入玉柄中,刀是契丹贵族游猎时必备的工具。玉柄刺鹅锥长17.8厘米,锥柄为青玉磨成,一端嵌有银锥体,此器是辽代贵族在“春捺钵”时专用于刺鹅的锥。这些玉制弋猎工具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是辽代玉器区别于唐宋玉器的重要标志。

玉柄刺鹅锥
其他重要发现
除陈国公主墓外,辽代玉器的重要考古发现还有多处。敖汉旗水泉 1 号辽墓出土了一条胡人伎乐纹玉带,含玉銙 8 件、铊尾 1 件。铊尾上刻有两人,高大者跳胡腾舞,另一为作献宝状的胡人;其余 8 件玉銙上的胡人皆为半盘坐,分别做饮酒、吹笙、打拍板、吹长笛、弹琵琶、击毛员鼓、击鸡娄鼓、吹觱篥状。所刻人物皆为大眼、大鼻、大口,身着紧身短衣和尖靴的胡人形象。其琢磨技法以线刻与剔地隐起浮雕技法为主,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胡人纹玉带如出一辙,较好地体现了唐辽两朝玉器的传承关系。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也出土了众多玉器。其中玉坐龙是肖生玉佩中的标准器,也是目前仅有的一件软玉质龙,与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的唐代铜坐龙非常相似。天宫还发现了3件水晶兔和1件水晶小熊。此外, 义县清河门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佛塔等也均有辽代玉器出土。
辽代玉器造型题材丰富多样,肖生造型的玉器占有很大比重。写实动物题材以狩猎为主的“春捺钵”和“秋捺钵”最具特色。“春水”描述了海东青捕天鹅的场景,“秋山”则描绘北方狩猎的场景,多为柞树林中动物的形象。此外,马具上的玉饰件在辽代玉器中较为常见,这与契丹族爱马饰马的民族习俗密切相关。
纵观辽代玉器的出土情况,从早期数量稀少、风格趋近唐代,到中期以后形成独具特色的契丹民族风格,辽代玉器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辨。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为我们认识辽代玉器的最高水平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玉臂鞲、玉柄刺鹅锥等独具游牧民族特色的玉制弋猎工具,更是辽代玉器区别于同时期唐宋玉器的重要标志。辽代玉器兼具中原汉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佛教文化和契丹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其历史定位属于在中原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之下的北方草原玉文化体系。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辽代玉器重见天日,为我们揭示这个草原王朝玉文化的更多奥秘。

本文作者 古 方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玉器研究与鉴赏,现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收藏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专著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天地之灵 —— 中国古玉漫谈》《中国古代文物典玉器》 《冰清玉洁》《中国古玉器图典》《古玉之美》《盛世玉润》《古方讲古玉》《玉器时代》《亘古温润》 《海派玉雕大师精品集》《中国民间藏玉精品集》等。
文章来源/《珠宝时尚》2026年第5期
图片来源/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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